湖北7个“全国百强县”排名均在70位之后 县域经济亟待做强块状产业集群

2020-12-11 08:49  

宜都枝城镇仝鑫精密锻造公司车间内,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。(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曙松 通讯员 朱灿义 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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郡县治,天下安。

“大力发展县域经济。”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提出,因地制宜打造“一县一品”“一业一品”,形成一批特色鲜明、集中度高、关联性强、竞争力强的块状产业集群,推进“百强进位、百强冲刺、百强储备”。

县一直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单元。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,县域经济支撑着现代化经济体系。

区域竞争的新格局下,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上,湖北县域经济发展亟待做强产业集群,谱写新篇。

县域经济不强是湖北的突出短板

2020年7月,工信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旗下的赛迪顾问,发布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报告。

我省大冶、宜都、仙桃、潜江、枣阳、汉川、枝江等7县(市)跻身“全国百强县”。

环顾周边:湖南的长沙县、浏阳市、宁乡市均在20强,河南的新郑市,江西的南昌县在前50强。我省“百强县”数量虽中部领先,但均在70位之后。

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,江苏、浙江、山东等省先进县市转型升级走在前列,我省差距明显。

2019年,湖北64个县(市)平均GDP为292.1亿元,是浙江的57.2%。

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,对标先进省份,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,县域经济不强成为湖北的突出短板。

“无中生有”关键在于跳出路径依赖

我省实现高质量发展,短板弱项在县域,动能活力在县域,优势后劲也在县域。

县域经济发展路径在哪里?

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”一些地方认为,资源优势就是最大的比较优势。于是,资源依托型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最现实的路径选择。

大冶因铁矿而兴。20世纪初,大冶500多座矿山上有近10万人参与采矿,每9个大冶人中就有1个从事矿业开采。2001年,全市七成工业经济总量、六成税收、七成就业都来源于资源型产业。

但是,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对资源高度依赖,发展与资源、环境和生态的矛盾突出,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。

因为资源枯竭、经济萧条,2006年6月,龙角山、铜山口、铜绿山三大矿业重镇被撤销,武钢、大冶有色等央企也纷纷撤离。

延续千年的资源之“利”,变成了发展之“累”。

痛定思痛,大冶开始绿色转型。1300多家“五小企业”关停,近300亿元工业产值、超10亿元利税“清零”。传统产业改造升级,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,劲牌、迪峰、山力等一批新企业崛起,大冶终于从矿竭城衰的困境中突围。

大冶教训记忆犹新,浙江经验让人深思。

没有森林资源的嘉善,胶合板业“平地而起”,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“木业大县”。

“不产一根羊毛”的濮院,羊毛衫生产遍地开花,形成“家家有织机、户户做生意”的格局。

没有发达的畜牧业,海宁皮革城享誉全国。小小海宁,成为 “中国皮革之都”。

这些县市为什么能够“无中生有”?关键在于跳出了资源依托的思维,用好用足用活了市场。

“无中生有”的市场魔法,在湖北同样可以上演。

随县不是茶叶主产区,但随县“香菇大王” 舒大忠聚集要素、再造功能,茶叶贸易借船出海,“大洪山”品牌享誉非洲,随县茶叶出口走在全省前列。

市场资源是最好的资源,市场优势才是最大的比较优势。唯有加快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方式,突破“吃资源饭”的路径依赖,才能“无中生有”,推动县域产业由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,在转变中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空间,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。

“有中生优”重在培育产业集群

改革开放之初,市场冻土率先在农村破冰。

“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亿万农民,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。”浙江省经信厅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应云进认为,浙江县域经济,发端于农民创业,起步于轻工业,壮大在乡镇企业。

从农民创业到乡镇企业,从轻工业起步到数字经济先行,从国企改革到民营经济壮大,领风气之先的浙江,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形成商业精神,实现资本积累,建立了产业基础。

如今,浙江县域经济已经开始向以大城市为内核的都市圈靠拢,向城市经济、都市群经济跃升。

对标先进,湖北能否复刻浙江路径?

“县域经济发展具有连续性、阶段性的特点,历史性机遇一旦错失,很难再抢回来。” 应云进认为,湖北从头再走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,既无可能,也没必要。

“不同省份之间,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。但这种不平衡本身,就是促进发展的动力。”应云进说,抢抓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机遇,全力以赴招商引资,加强本地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,推动产业集群发展,是湖北当前现实的路径选择。

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认为,产业集群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灵魂,要实现高质量发展,必须围绕产业招商引资、招才引智,让资本、技术、人才等要素集聚。

放眼沿海,福建晋江,拥有数千家鞋厂及配套厂商、40多家上市公司,已成为全球鞋业制造中心。广东中山,一个古镇灯饰产业链相关企业上万家,灯饰市场国内占有率70%以上。

再看潜江。一方面,引进长飞集团、日本信越,打造光纤光棒制造区域总部;另一方面,实施产业链招商,吸引飞菱、法液空、菲利华等上下游企业扎堆落户,形成光信息电子产业链条。项目全部建成后,光纤预制棒产量占全球产量40%左右,世界级“光纤小镇”正在崛起。

同样是潜江。成立潜江龙虾产业投资公司,支持华山、莱克等本土企业做大做强,高标准建成“虾稻共作”万亩连片示范基地,深度开发甲壳素、休闲食品,打造“潜江龙虾”区域公用品牌,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,“潜江小龙虾”产业向标准化基地、精细化加工、品牌化运营升级。

“从某种程度上说,当前的区域竞争,实际上是产业集群竞争。”吴传清认为,大力发展县域,既要招商引资“招来女婿”,也要培育壮大本土企业“养好儿子”,着力推动人口集中、产业集聚、功能集成、要素集约,努力形成一批特色鲜明、集中度高、关联性强、竞争力强的块状产业集群。

优化营商环境才能“水大鱼大”

靠什么吸引资本、人才、产业聚集?关键在营商环境。

改革开放之初,义乌还是“一条马路七盏灯、一个喇叭响全城”的贫困县。

1982年春天,个体商户何海美在街上卖尼龙袜。她本想着赚点小钱补贴家用,却不料被“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”抓了个正着。钱没赚到,货物都被没收了。

何海美正好看到路过的县委书记谢高华,便上前“申冤”:“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?”

群众的质问,让谢高华深受触动。他走街串巷调研农民摆摊经商情况,还带队去温州考察。顶着压力,顺应民意, 谢高华毅然拍板给路边摊市场开放绿灯,允许农民进城经商,允许长途贩运,允许多渠道竞争。一时间,周边县市被“围堵”的摆摊人,像潮水般涌到义乌。

如今的义乌国际商贸城,拥有商位7.5万余个、供应商21万家,商品辐射219个国家和地区。如果每个店铺停留3分钟,按每天营业8小时计算,逛完需要一年半的时间。

义乌崛起世界闻名的“小商品之都”。这充分说明,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、竞争力。

营商环境似水,市场主体如鱼。营商环境好,自然“水大鱼大”。

发展县域经济,市场主体最需要什么?

企业期盼,政务环境更宽厚。少些“涸泽而渔”的短视,多些“放水养鱼”的宽厚,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,推进“一网通办、一窗通办、一事联办”集成改革提质增效,当好“有呼必应、无事不扰”的“店小二”,帮助企业纾危解困。

企业期盼,市场环境更宽松。对中小微企业轻微违法违规行为“首违不罚”,对一时看不准的新业态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,让市场“活水”引导投资者“用脚投票”。

企业期盼,社会环境更宽容。营造直面困难勇于担当、推动改革敢于突破的氛围,形成崇尚干事、鼓励开拓、保护创新的制度环境,弘扬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热情。同时,形成支持改革、鼓励创新、允许试错、宽容失败的环境,最大限度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。

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。面对疫情冲击,身处逆势困境,经济韧性和回旋余地在县域。面对战疫、战洪、战贫三场大考,我们期待县域经济交出一份圆满答卷。

他山之石

浙江推行“亩均论英雄”

从“规模为王”转型“单位产出为王”。2018年以来,浙江加大力度推动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,掀起一场地方经济治理的效能革命,让企业走向“寸土生寸金”,加速孕育“吃得少、产蛋多、飞得远”的“俊鸟”。

土地供应紧缺的宁波市鄞州区,把亩产效益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一把硬标尺,将土地资源优化供给高质量项目和优质企业。该区对符合宁波市“3511”产业体系和用地集约条件的项目用地,按基准地价的一定比例确定出让底价。

慈溪市在实施企业分类综合评价的基础上,向“土地存量”要“发展增量”,通过制度创新来盘活“批而未供”“供而未用”的低效土地,从而使亩均效益不断攀升。该市创新推出30年期的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,有效降低用地成本,激发了企业投资热情。

将原来的低效土地和厂房,通过腾笼换鸟方式招引高产出项目和企业,也是好用的一招。比如,绍兴柯桥区启动印染业集聚升级工程,实施综合评价后,累计倒逼110家印染企业平稳退出,该区亩均税收排名同比提升10位以上。

(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甘勇)

来源:湖北日报客户端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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